文理

很多科学家都相对于严谨的理工更推崇文学创造历史。因为理工科在很多时候要求学者严谨的思考，遵循既定公式定理。当然我没有否定全部的意思，因为古往今来总还是有人可以突发奇想，思考出开天辟地的理性新天地。虽然我个人意见可能对今天的理工范围相对持保留态度，尤其是部分经济突飞猛进的地区。这样或者那样的实用科学，小小不然的“实用“或者说“应用“两个字扼杀了很多不应该被阉割的思想。不是不可以学以致用，而是不可以唯利是图。文科类普遍将诗歌作为放眼古往今来文学创作的张力首选。因为它是需要不停的发散思维，任凭思想在想象的空间里驰骋的创作。可是这也不是可以得到普遍共识的，比如有法国科学家认为文科生最应该参与朝政，因为后者的创造力。现有的模式几乎已经无非允许那些高端政治经济学科的学霸有任何创造性的建设意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师承其他遵循同样规则的师长。当然也有文化精英认为，中国历史就是显著证明文人误国的例子。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讨论本身的起点是有误区的。文人治国也不是只有文人可以治国，更何况文人治国也不是个体治国，还是需要团队整体甚至全社会的配合付出。时至今日，我觉得任何一个学科的精英都不再有资格跟权利只满足于自己所学习的科目，而是要兼容并蓄，无论文理。

凡事的两面性决定诗歌创作在我看来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我既不是歌德或者李白那样看透繁华，也不是杜甫，屈原那样悲天悯人，但是我也愿意用诗歌表达自己。抛开文学水平而言，诗歌创作既要有对世间万物的敏感，也要超脱于简单的狭小格局的风花雪月，甚至是无病呻吟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管怎样，诗歌创作者首先要有的敏感察觉度，就注定让喜欢这种创作方式的人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辛弃疾，苏东坡的惊涛骇浪跟易安居士的小桥流水都一样。如果创作者勇于面对自己身上的历史责任的话，时常的创作冲动跟苦恼于格局的矛盾冲突就一定会有痛苦产生。这些都是主观上的问题也是死结。如何在有责任的创作，情感的尽情释放中间徘徊，如何直视无法打动自己的作品，如何既可以广泛传播一些自己的坚持，同时又不媚俗与取悦。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时三刻间，非黑即白的。勇于承担历史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坚持不忘初心的执笔。谈何其易，谈何容易？